《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初集》，林存阳、戚学民、雷平 主编，广陵书社，2025年10月版，26500.00元
2025年10月，由著名清学史家陈祖武、周积明二位先生指导，林存阳、戚学民、雷平三位学者策划，广陵书社统筹、出版的《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第一集）（以下简称《丛刊》）与读者见面了，这套以学案体为主轴的清代学术史文献，反映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状况、特质、学派、地域分布及其对清代学术文化总结评判等内容，不仅有助于深化学案体学术史的研究，而且也为当代学术史编纂提供体例借鉴，从而起到资料保存、辑录与检索的作用，推进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一
展开剩余92%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史。所谓学术史，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每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学术制度及其衍化的历史。学术史不仅是学术知识积累的叠加，更是注重梳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学术流派的演变脉络、内在逻辑及影响因素，事实上是对学术如何产生、如何形成体系，又如何呈现不同时代学术风貌的历史反思。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学术史著作诞生于先秦时期。如《庄子·天下篇》便是中国最早系统梳理与总结先秦诸子百家（如墨家、儒家、名家等）的学说特点与源流，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开创了学术史论述的先河。《荀子》的《非十二子》也是对当时学术概况的一种介绍性总结。西汉时期《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指”首次将先秦学术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分析各家优劣，这可以视为中国早期学术分类与评价的学术史文献。《史记·儒林列传》概述了儒学自孔子以来的发展历程与西汉前期多位五经儒学大师的事迹与学术传承。东汉班固在《汉书》中设立“艺文志”，以刘歆《七略》为基础，系统著录历代典籍，并按“六艺略”“诸子略”等分类，梳理了各学术流派的起源、发展及其文献留存，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学术史文献与目录学著作，对后世学术分类影响深远。唐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作为汉魏至隋唐的经学史研究的基础性学术史文献，一直为学人所重视。南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承继《史记·儒林列传》以师承关系为脉络，尝试以道统叙事视角梳理理学发展脉络，紧随其后的有明儒刘元卿《诸儒学案》、周汝登《圣学宗传》，其体例与《伊洛渊源录》如出一辙，冯从吾的《元儒考略》则以《元史·儒学传》为基础，该书与明末清初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都是以学案体对通代或断代学术史进行考察的代表作。这些著作虽然未能以“学术史”命名，但是都以汇集学者生平或节录学者原著内容为主要学术特色与评说的形式，梳理学术源流、评述不同地域的学术思想流派，事实上已具有学术史书写以及学术史文献的意味，所以梁启超说“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148页）。
二
清代是中国传统文化进入全面总结的新时期，学术史的书写，蔚然成风，不仅传承了明清之际的学案体传统，而且著述之丰富超越历代，目前可考的清代学案体裁的学术史著作，其数量已经达到百种之多，这些学案体裁的清代学术史著作，已经成为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基本文献。其中最大的特色与亮点，不外乎是对当代学术脉络的梳理与评说而引人注目，从而多维度构建清代的学术史体系。
如清初范鄗鼎《国朝理学备考》“不别宗派，不分异同”，以理学为主线，收录了清初许三礼、熊赐履、陆陇其、党成、汤斌、魏象枢等二十六位理学家的言行，资料包括语录、文集、诗词及学者的评论等，为后世学者梳理与研究清初的理学脉络，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史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首次以汉学、宋学为基本学术框架，构建清初至清代中期的学术史书写体系，按师承与地域脉络编排学者，记载惠栋、戴震等乾嘉学派代表人物，卷次编排呈现前详后略特征，系统梳理清代汉学（考据学）的师承谱系，并补述宋学传承，虽然有着明显的“尊汉抑宋”倾向，书中却将黄宗羲、顾炎武置于末卷并批评其“多骑墙之见”，引发后人对其门户之见的争议。事实上，在这争议的背后，正是彰显了清代乾嘉之际学者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重新评估。如桐城三祖之一崇尚理学的姚鼐，就批评顾炎武过度强调“训诂考据”，将儒学简化为文献整理，忽视了孔孟核心的“义理”与“心性修养”，指出其学术“舍本逐末”，削弱了儒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又如被誉为一代通儒的扬州学者焦循，直言不讳地批评顾氏的名著《日知录》是一种“摘录古书”“掌故考核”碎片化的记忆汇编，并将其苦心孤诣撰写的“郡县论”，指责为“其害有甚于王安石之行新法”，可谓空谷足音，暗示了乾嘉之际士人应对当时国家政体的困惑而呈现出内心深深的焦虑感。方东树则是拍案而起，撰写的《汉学商兑》，按照顺序逐一点名的方式，坚持以宋学学统排斥汉学学统，一时风头无二，掌声不断。然而作为清代学术史文献，《国朝汉学师承记》《汉学商兑》同为清代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提供了详实的史料，阮元序言称其“可明汉世儒林家法与国朝经学渊源”，堪称的评。也正因此，激起了学者对当代学术史的关注，续作不断。如赵之谦的《国朝汉学师承记续记》，曾文玉的《国朝汉学师承记续记》《国朝经师经义续总目》，豫师的《汉学商兑赘言》便是证明。又如阮元主持编纂的《儒林传稿》，代表了清朝官方的学术史。其征引文献二百余种，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的二十多个门类，破除了正史中的所谓“儒林”观念，凡理学学者、汉学学者、今文经学者悉数收入，既表彰他们的学术造诣，也追溯他们的思想渊源，堪称清代学术的实录。
晚清时期，则有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一名《清学案小识》，系统梳理清初至嘉庆年间的学术脉络，侧重理学体系建构，对经学者学术观点的介绍较为详细，尽管收录范围有所局限，但是保留了清代前期学术思想的基本面貌，作为清代第一部专为清儒立案的学案体清代学术史文献，为后世学者所取资。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接着《国朝汉学师承记》讲，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对于研究清代经学发展、经学家生平及学术传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被誉为“学术源流之所汇，大之可补国史，次之亦可代学案”的佳作。至于更受晚清学界重视，对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清代学术史的全面描述，乃至家置一编的，则首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该书收录图书达两千两百余种，较注重收录清后期的学术著作和科技图书，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将清代学术扩展至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又细分为十四门：经学、史学、理学、经学史学兼理学、小学、文选学、算学、校勘学、金石学、古文、骈体文、诗学、词学、经济学，共录学者文士四百二十五人，将知识体系、代表典籍、著名学者、学术领域整合起来，为我们草拟了一份较为完备而又通俗易懂的清代学术史提纲，弥补了以往关注典籍而淡化人物的缺憾。特别是其中算学家李善兰被破格列为“以天算为绝学”，不免使人联想到如今所谓的“冷门绝学”，或亦导源于此，虽然“绝学”二字最早见于《老子》的“绝学无忧”一语。
三
事实上，传统学术史所展现的内涵，并不完全自限于经学或理学而更为活化，它还包含思想史（哲学思想与学术思想互动与影响）、文学史（学科间的交叉与整体学术生态、总集与别集中的学术史概说）、文化现象（如习俗、艺术、墓地、碑传、器物与文献印证）等。近现代以来，随着新的历史语境为学术建构不断拓展出新的话语空间，清代的学术史研究成果更为密集，内容更为丰富，同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对旧有清代学术史文献的回顾、发掘和整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方东树的《汉学商兑》，阮元的《儒林传稿》《畴人传》及其主持编纂的《清经解》，晚清王先谦编纂的《清经解续编》，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等，这些著作的一版再版，歆动学界，迅即风行，目前已经成为研究清代学术史必备的经典性学术史文献。二是学者在传承清代学案体的编纂、特点、学术价值的同时，在清代学术史的分期、脉络、派别、视角、体例等方面，尝试跳出旧有的学案体模式，努力创新，编写出新的学案体裁学术史著作，奠定了清代学术史研究新的基础框架。如陈澧的《东塾读书记》通论古今学术，消解汉宋门户；徐世昌主持修纂的《清儒学案》，集清儒之大成，自肖其真象。又如章太炎的《訄书·清儒》《清代学术之系统》，刘师培的《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罗振玉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张舜徽的《清儒学记》等，都是对清代学术的重新理解的自得之作。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清代学术史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先后出版了一批具有高水准的清代学术史著作和文献资料，其中在学界较有影响的有杨向奎的《清儒新学案》、陈祖武的《清代学术源流》、王俊义的《清代学术探研录》、龚书铎的《清代理学史》、朱维铮的《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周积明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其文献整理则有刘晓东、杜泽逊的《清经解三编》与《清经解四编》等。台湾地区有胡楚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陈鸿森的《清代学术史丛考》、林庆彰的《清初的群经辨伪学》等。海外学者有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艾尔曼著《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滨口富士雄的《清代考据学之思想史的研究》等。限于篇幅，不一一枚举。
然而细加考察，学案体学术史著作的核心，优点除了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学术争议与思想脉络，清晰呈现特定领域的学术史演变与核心议题之外，也有其自身的缺失：一是撰写者主观意愿较为强势，在选择学术人物特技、提炼学术观点时，常常被个人学术倾向或价值判断所左右，可能导致对非主流学者、争议性观点的记录不够客观或直接遗漏，影响学术史的全面性。二是体系性较弱，以“学案”（即学者个案或学派群体）为单元展开，各单元间缺乏对学术思想传承脉络、跨学派互动关系的系统梳理，难以清晰呈现整个学术领域的演变逻辑与整体趋势。三是创新性受限，多以整理、汇编已有学术资料为主，侧重于对学者生平、著述及核心观点的归纳，较少针对学术史本身提出创新性的研究视角或分析框架，学术深度易受局限。换言之，学案体裁的学术史文献，虽然有人物学术经历的全面介绍，也不乏节选原著供人阅读的一面，但是也有因其过多地注重个人而少有与他人横向联系的学术局限性，犹如鬼簿式的清单。张岂之先生说：所谓“学案”实际就是学术史。这个体裁有其优点，对所论人物有全面介绍，也有原著的节选，不过，从实而论，学术史资料的选录是其中主要的一环，这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基本的史料，缺少这样的基础，就难以开展研究。不过“学案”式的体例也有局限性，在分析剖析上有所限制，过多地注重“个别”，而对“一般”可能顾及不到（张岂之，《学术史与学案体——序〈民国学案〉》《云梦学刊》2003年第4期）。事实上，学术史研究与学术史文献的选取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资料选取是学术史研究的基础，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可信度与创新性；而学术史研究的目标与逻辑，又反过来规范着资料选取的方向与标准。理解二者的关系，需要从学术史研究的本质出发，结合文献选取的核心逻辑展开分析，关键是让文献本身说话。从这一意义上说，学术史首先应该是学术史史料的历史，而学术史史料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汇编学术史文献的历史。目前已经出版和整理的清代学术史文献，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显得较为滞后，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挖掘清代学术成就，夯实文化自信的史实根基，编撰一部分类清代学术史文献丛刊，可谓正当其时。
四
此次《丛刊》的出版，收入清代至民国二十五位清学史学者编写的学术史文献达三十六部之多，细分为：“理学”四种六十五部，“汉学”七十八种十一部，“经学”七种九部，“儒林”五种六部，“朴学”一种一部，“综合”三种三部，计二十八种三十五部，其中既有初刻本、铅印本、石印本、剜改本，又有稿本、抄本，为了保持文献的原始面貌，还收入了同一种书的多种不同版本。如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就有初印本、剜改本、翻刻本等多种不同的版本，便利了解其学术史的差异与价值，通过多元视角、方法与史料的碰撞，打破单一叙事的局限，合力拼凑出更完整、更贴近真实的学术发展脉络，避免“以偏概全”。为了便利现在读者，现列表如下，以清眉目：
从上述表格中所列文献而言，清代学术史事实上就是由文献、学术、思想交互阐释作成的网络，学术史的基础是原典性文献的搜集、整理及评述。不同版本可能聚焦不同学者、学派，促使研究者有选择地主动辨析史料、反思与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被动接受单一结论，培养独立的学术判断力，既是《丛刊》作者对清代学术的一种礼赞和致敬，也是《丛刊》作者学术追求“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一种情感和心境的表白。
五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核心文献体裁，学案体不是唯一的，其主要形态有三：一是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通过冠以每一种类目前的“叙录”，概说图书的书名、卷数、作者，更分析该学术领域的起源、发展、流派分化及核心价值，直接呈现某一时代的学术格局与学术史的核心文献。二是学者为古代各类典籍撰写的“序”“跋”或专题论文，常包含对学术发展的反思与梳理。如乾嘉学者焦循的专题论文《国史儒林文苑传议》和《群经补疏自序》（《周易王氏序》《尚书孔氏传序》《毛诗郑氏笺序》《左氏春秋传杜氏集解序》《礼记郑氏注序》《论语何氏集解序》），都以追溯相关学术传统的演变，并阐述自身学术观点。三是学术笔记与札记：学者日常读书、研究的心得记录，虽然零散，但包含对学术问题的考证与辨析，间接反映学术史细节。如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其中对经史典籍、学术术语的考证，是研究古代学术史演变的重要素材。也正因此，《丛刊》（第一集）所入选的文献，与传世的清代学术史文献相比，还略显单一，如朱显祖《希贤录》、洪亮吉《传经表》、朱次琦《国朝儒宗》、云茂琦《实学考》，以及因为主流学案体话语的长期遮蔽已经被尘封、被遗忘的众多手稿本、清稿本、抄稿本、影钞本、钞本等清代学术史文献，尚有待继续发掘、整理，进一步完善。
当然，《丛刊》的出版，其意义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明：
一、《丛刊》的出版，是为落实2017年、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分别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需要，以学术史文献的悠久性、持续性、辐射性、多样性，引领、推动中华文化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具有感召力、凝聚力的精神纽带，让书写在学术史文献里的文字鲜活起来，满足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需求，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通过还原清代学术史文献，夯实传统文化的历史根基，为当代文化自信提供具体、可感的学术佐证与精神滋养。
二、《丛刊》的出版，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学术史基础工程。其特点有四：一是不以主观取舍，不同学术流派的学术史文献，特别是不同的版本、抄本、稿本反映了该文献的早期形态，其中包含大量通行刻本所无，或与通行刻本大相径庭的文献信息。不论勾稽考证相关清代人物及作品，还是探究某一学派的形成过程，抑或考察其学术思想等，都将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体现了《丛刊》出版的精细化。如赵之谦《国朝汉学师承续记》、曾文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等悉数网罗。二是便利于当下的清代经学史研究。《丛刊》不仅选取了阮元主持编纂的《皇清经解》和王先谦编纂的《皇清经解续编》，而且还补充了沈豫的《皇清经解提要》、蔡启盛的《皇清经解检目》，使某派某家经学解说提挈出来，便利读者了解其基本的经学观念与经学立场。三是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不完全自限于传统的汉学、宋学、经学、儒学的分界。四是为了体现“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理念，《丛刊》以史的视角共分“理学史”“汉学史”“经学史”“儒学史”“朴学”和“综合”共六类，其中的综合性的清代学术史文献，如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成孺的《学案备录》、徐珂的《清稗类钞》等，不仅可以避免单一视角的资料可能导致研究偏见，需兼顾多元资料，既纳入支持自身假设的资料，也纳入反对或质疑的资料，既引用官方正面评估，也照顾到民间的优劣评判，而且与当代学术精神、科学精神高度契合，可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精神纽带。
三、《丛刊》的出版，可以在清代学术史文献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做成清代学术史文献数据库和文献数字化，这对于清代学术史专业的学者而言，利用价值和利用率会远远超过综合性学术史文献的数据库。如《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和《四库未收书辑刊》虽然基本网罗了清代前期学术史的史料，但是清代中后期的学术史的史料相对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清代学术史文献的整体性的继承与创新。也正因此，做成数据库和文献数字化，打造高效、精准、可持续的文献管理体系，也是势在必行，不仅可以提高研究效率，还能促进学术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再利用，实现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
总之，学术是关于时代命题和社会思想的风向标，也是国祚隆替的象征。《丛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清代学术史文献”命名的清代学术史文献汇编，也是一项未竟的开放性工程，不仅彰显清代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且对新时代学术史不断推进与创新的直接体现，真诚地期待有第二辑、第三辑的相继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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